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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倾向性地预期CPI会逐步回落，从而预期这种降低的通胀压力可以给宏观政策放松紧缩力度创造条件。 |
中评社北京8月25日电／2008年7月份物价指数的公布，使得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明显降低。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文章表示，市场倾向性地预期CPI会逐步回落，从而预期这种降低的通胀压力可以给宏观政策放松紧缩力度创造条件。
物价阶段性回落
文章称，2008年6月-7月粮食价格出现回落，推动了CPI的回落，而PPI只是轻微传到CPI，表现在扣除粮食的CPI从1.9%上升到2.1%。不过，如果把当前的物价回落放到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观察，幷不能肯定通胀压力就此化解。
资源和要素价格通过放松价格管制、以及主动的价格调整等，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当前的物价回落是阶段性的，目前幷不能因为物价的阶段性回落就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
7月PPI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是主因，与此相伴随，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也创新高，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幷未创新高。这也就是市场所通常认为的PPI向CPI的传导机制不畅的特征。通常可能认为，因为当前中国总需求开始稳定，市场竞争状况较为激烈，企业首先会选择通过内部的消化来承受价格上涨的压力。目前，非食品价格开始上涨，CPI和PPI倒挂进一步扩大，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从2008年以来的的趋势观察，中下游产业消化上游产业物价上涨压力的能力在逐步下降，开始呈现PPI推动CPI价格上扬的迹象，说明中下游的产业链已经开始逐步难以完全内部消化上游的价格上扬，开始向消费者转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示的信号。
中国在通胀压力已经较大的条件下，于6月20日坚决调整了石油价格，幷自7月1日起调高了全国销售及上网电价，这表明了政府对于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的决心。如果政府逐步放松对于石油价格等的管制，PPI上涨的压力还有可能增大。同时，虽然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显着回落，但与国内价格依然有明显的差距。
因此，当前物价的阶段性回落，是前一阶段宏观紧缩逐步产生效果的显现，也为宏观政策的微调提供了阶段性的时间窗口。不过，当前物价回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同比因素和基数效应，以及随着国际原油和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等的回落。
不过，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幷不仅仅是外部输入导致的，也有中国经济内生性的原因，特别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矫正长期偏低的资源和要素价格所决定的，如油价、粮价无论与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相比可能都存在上涨动力，大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这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因为基数效应等导致的阶段性回落而消除。
影响CPI最关键性的因素是粮食
文章指出，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目前，7月份中国出口依然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幷没有根本扭转，货币政策进行被动对冲的压力依然相当大；而消费则持续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别是降低对于低端出口严重依赖的增长模式，要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出口部门和部分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的地方政府领导的认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外部情况看，在次贷危机缓解、房地产价格调整大致结束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都会十分宽松，美国经济可能也正在进入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期。在美元贬值以及实际需求推动下，国际市场的能源和粮食价格走势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未来的通涨压力。虽然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仍属高位运行，由于石油本身的不可再生资源特质，以及发展中国家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使得石油价格在经历一段快速的回调之后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CPI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粮食。从粮食价格看，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非农化使用，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加上中国的农业小规模分散生产的特点，容易受到恶劣气候等的冲击，消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也比较弱，这样就使得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可能会持续到整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
此外，国际粮价的上涨，以及国内外粮价差距的扩大，也形成了国内粮价上涨的压力。为了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和抢占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加快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生物乙醇的研究和生产，成为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以来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出现的，因此幷不能把粮食价格的上涨归结为粮食的丰收或者歉收等因素，而要从粮食以外的因素中寻找原因。
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压力，加上持续的外部失衡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和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实际上的负利率、依然存在的价格管制措施，工资上涨的压力和可能形成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会使当前的物价回落只是暂时性的回落。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幷不发达，文化消费等十分有限，就在客观上使得居民对初级产品和基本服务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经济总量中的主体，而这些经济部门在工资上涨之后往往成为价格上涨的主导力量。
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更为迫切
文章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持续、稳定发展。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取得的，随着近年来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和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的持续上升，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很多次，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成效，但是从内部和外部综合看，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更为迫切。内部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增长代价的提高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所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变化，外部则是以美国次按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次按危机带动的外部需求下降，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所导致的贸易环境的变化。
具体来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周期回落阶段已不可避免，这个经济回落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有多深的幅度，实际上取决于在劳动力的持续投入速度回落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乃至提高，这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当前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各种方面来看，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相应的政策表现为保持低利率以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保持低汇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保持能源、土地和劳动等要素资源的低价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在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以后，这些政策的效果尤为明显，出口和外汇储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巨幅增长。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这些措施将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直接压力，就是来自于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由大规模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带动，同时，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增量速度的下降以及可供转移的劳动力的存量的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增速正在下降，因此外需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在经济回落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淘汰不少高资源消耗、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企业，企业的幷购重组也会明显增多，这可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苦过程，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阵痛。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痛苦，但是不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就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但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
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
文章表示，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自然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和重点。
首先，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过去的五、六年中国一直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格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但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取舍选择。理论上讲，无论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还是需求拉动的通胀，其本质都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一种货币现象，不能因为这种争论导致了对解决通胀问题的延误或者更高通胀的容忍，严厉的反通胀举措也许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行业和企业出现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宏观政策紧缩的必然结果，通过这种淘汰促进企业的整合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此时如果因为压力而放松货币政策，势必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致使经济运行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货币政策幷不能算作十分严格的紧缩，依然还是一种在国际收支失衡带动下的、被动放松型的政策基调，但是行政化的信贷管制却过于严厉，因此，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应过多依赖信贷的直接控制，因为这种直接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只会促使企业寻找其他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长期内的效果是逐步降低的。
目前，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上升，在物价上涨时期，很容易陷入“工资－物价－工资”螺旋式上涨的恶性循环，从而引发滞胀的局面。目前看，矫正持续的负利率，因为资金成本的低下会纵容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的不平衡的增长模式，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缓解因为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在结构调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时坚持有力的对冲政策，都是需要坚持的货币政策基调。
其次，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幷且积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选择空间，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其不仅可以通过总量变化调控经济运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推动产业转型，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有必要强调运用财政资源来支持经济的结构调整。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对冲更多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但是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在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角度看，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调动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第三，放松管制，为微观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应当大幅放松对服务业等的管制，推动行政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这本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不少内需行业的服务业等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等，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基础设施、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的周期性回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较大挑战，因为企业利润率的降低和破产比例的提高，会直接增大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经营的难度。同时，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时期，必然需要大量的新的企业的创立、新的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必须积极发展为企业幷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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